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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fuerza-núcleo que dirige nuestra causa
es el Partido Comunista de China.
La base teórica que guía nuestro pensamiento
es el marxismo-leninismo».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El Marxismo ha cambiado profundamente el mundo,
también ha cambiado la China».

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
也深刻改变了中国。

卡尔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德国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革命理论家和社会学家。生于1818年5月5日，逝于1883年3月14日，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第一国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缔造者，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无产阶级的精神领袖。他的主要著作有《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等。
自《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被翻译成中文并发表以来，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就《共产党宣传》中文版的诞生而言，其片断文字最早传入中国是在19世纪末。1896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泰在上海基督教会主办的《万国公报》第121和122期上发表了题为《大同学》的文章，在该文章中首次提到了马克思的名字，并援引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之后，在1903年3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赵必振翻译的日本人福井准造所著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中，有四处提到了《共产党宣言》。紧随之后，中国早期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先后在《民报》，《天议后》，《译书汇编》，《近世社会主义》，《德意志革命家小传》，《新世界》等书刊上介绍的《共产党宣言》及其主要思想。《共产党宣言》最早中文节译本刊印在1908年1月3日的上海《天义报》上，此中文译本仅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标题为“绅士与平民”。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介绍《共产党宣言》的文章渐渐多了起来。1919年4月，在由李大钊、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第16号上刊登了成舍我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最后部分以及十条纲领全文。在此期间，北京大学学生李泽彰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全文，并在1919年11月的《国民》杂志上刊出第一章。1920年，陈望道依据《共产党宣言》日文版并参照北京图书馆的英文版，翻译了全书内容。1920年8月，第一本中文的《共产党宣言》问世。

1.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概况
近代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为了挽救民族危机，中国人进行了许多探索和实践。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中国的先进分子提出以西学的方法救国，他们在向西方学飞过程中，接触到了马克思的学说。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通过留学日本和俄国的学生实现的。俄国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一条重要途径。以瞿秋白、刘少奇等为代表的第一代留俄学生是这条传播途径中的重要载体，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学习，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回国后通过各个方面、多种方式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主要通过对《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雇佣劳动与资本》等著作的翻译、介绍进行的。通过这些著作的翻译、出版和推广，使一大批先进分子找到的理论指导，推动了革命团体的建设，特别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在中国更加壮大了。这些早期致力于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人士，绝大多数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积极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从中国的普通群众中培养出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一开始，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人民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20世纪初期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初期，起到了改变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作用。

1.1.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早期的思想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别是维新变法运动之后，西方各种思潮纷纷进入中国，中国的原有思想、理念也对当时社会产生着重要影响，在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动荡和分裂。在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种新思潮中，除了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外，对中国思想界影响较大的还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也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想。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中占领优势以前，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是比较流行的思潮。广义上讲，无政府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但无政府主义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危害。因此，马克主义者从第一国际建立起便和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斗争。无政府主义之所以在当时的中国比较流行，其主要原因有：20世纪初中国社会、经济特点决定的。当时的中国社会小生产者、小业主占主要优势，他们担心资本主义的动荡和不平等会影响他们未来的生活，当时的无政府主要和必良主义表达了小生产者、小业主、小资产阶段不愿触动根本制度，不愿意生活发生大的变化的愿望，这使得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得以发展。
此外，当时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也流入中国社会，但是关于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材料确很有限。这种情况，使当时在努力为中国寻找出路的先进分子思想上比较迷惑，比如鲁迅先生在回忆说：“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
与此同时，当时的中国，那些早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很多都受到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他们不仅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同无政府主义混淆。当时的先进分子认为，无政府共产主义是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批判，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向往，对未来社会的憧憬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没有区别。这种对社会主义的含混看法，存在期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随着十月革命影响的扩大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日益广泛，加之实践经验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先进分子经过比较分析，认识到了许多绝对的“主义”是做不到的，正如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在致肖旭东等的信中所写：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莫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之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这些使他们坚定了走俄国的道路的决心。
可见，20世纪初中国先进分子的世界观的发展是通过对无政府主义的觉醒和斗争开始的，这使他们分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从而坚定了他们走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决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在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自由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争中发展起来的；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其它流派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混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选择和发展过程更加复杂。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无政府主义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转变过程中起到的过渡作用。

1.2.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体
从整体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体由三部分组成，即：第一，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第二，国民党人士，即资产阶级革命派；第三，其它知识精英，包括封建地主阶级代表、资产阶级维新派和无政府主义者。
首先，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是传播共产主义的主力。正如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田子渝总结认为，这一群体具有以下三个主要特点：第一，他们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锋；第二，均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与国际大视野，不断求新求变，勇于自我否定；第三，几乎都是传媒中人。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这些知识分子代表主要有：李大钊、瞿秋白、陈独秀、李达、袁振英等。
第二，国民党人士中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作中也作出了贡献。在此点上，田子渝教授也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国民党人士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有三点，即从思想体系上讲，国民党人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为了从中吸收某些思想改造三民主义；十月革命的影响；以及与苏俄对国民党的支援有密切关系。此外，田子渝还认为，五四时期国民党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理论价值，不应因意识形态而否定忽视。但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与共产党人的传播有本质差异；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宣传的力度则因人而异，并不是处在一个水平线上；就一个人的思想而言也不是一以贯之，而呈现出阶段性。
第三，关于其他知识精英，例如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他们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就介绍了普法战争、巴黎公社以及社会主义的相关情况，从实践上在中国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传播。例如，维新变法的代表人物梁启超，被誉为最早在中国以文字介绍社会主义、介绍马克思的人。

1.3.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媒介
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媒介，李军林在《大众传媒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作用》（2007.5）一书中提出：辛亥革命时期，中国人民通过大众传播媒人初步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及他们的学说；从俄国十月革命到五四运动，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广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中共建党时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利用报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宣传媒介，报刊主要有：《新青年》、《向导》、《共产党》、《先驱》、《中国青年》、《劳动界》、《星期评论》、《今日》以及《东方杂志》等。

1.4.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渠道
大部分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通过日本、美国、法国和苏俄传入中国的。日本是中国人最初接受马克思主的主要渠道。著名学者王刚在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研究》一书中对日本是主要渠道的原因等内容进行了分析，他提出：中日两国地缘接近，文化交通源远流长；日本学习西方比较成功，中国也想通过日本来学习西方的现代文明；中国留学生大举东渡的时候，正赶上日本舆论办“差不多可以说是马克思的时代”；日本朝野人士为中国留学生教育提供了诸多便利。
此外，美国也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要渠道。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在其研究中提出：首先，《共产党》月刊、《新青年》的《俄罗斯研究》和李大钊等翻译的苏俄情况、列宁等苏俄领导人的文章与书籍不少来自于美国出版物；其次，1920年9月《新青年》第8卷第1号改版的封面图案，模仿的是美国社会党的党徽；最后，魏金斯基早年曾加入美国社会党，1920年下半年中共早期组织译成中文的有关苏俄出版物是从美国进口的，它们要么是魏金斯基提供的，要么是他帮助订购的。此外，学者田子渝教授也认同这一说明，在他的研究中提出：河上肇(1879年10月20日-1946年1月30日。日本经济学家、作家、社会运动参与者，学术专长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称他的马克思主 义主要来源于英文本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他们多半来自美国。从河上肇对马克思主义来源的途述中也可以看出美国渠道的存在。
关于西方国家、特别是法国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渠道的观点，从历史角度上看，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留学生是以学生身份在吸取西方文明的过程中而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特别是赴欧勤工俭学的留学生，如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富春等均有赴法留学经历，他们后来都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并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国革命传播中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俄国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成为中国输入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学者梅荣政在其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一书中认为，俄国在五四运动后成为中国输入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通过中国在俄留学人员发回的报道；第二，俄国在华人员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第三，由欧俄回国的华工带回来的关于俄国的介绍；第四，由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派往中国的帮助中国组建共产党的国际友人带来的马克思主义宣传。

1.5.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要地区
大部分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中心为北京和上海。除此之外，东北地区、以武汉为代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浙江为代表的上海周边地区、以四川为代表的西南地区，以天津为代表的北京周边也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地区。以东北地区为例，学者黄进华在其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东北的传播（1900-1930）》一书中，对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在东北的传播过程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学者武振凯对马克思主义在辽宁的早期传播进行了分析，提出，大连、沈阳、建平是辽宁地区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湖北大学田子渝教授对马克思主义在武汉地区早期传播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他认为：长江中下游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重要阵地；先进人物是先进思想传播载体；通过信件来往宣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国情的初步结合。
学者何扬鸣从对早期报刊研究中，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早期传播，认为：浙江早期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时间比较早，且数量比较多，在全国的影响也比较大。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简述及其成果
学者高英在其《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述》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总结概括，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过程。具体地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期的实践结合起来，同中国的优秀传统和优秀文化结合起来，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一是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实现具体化；二是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上升为马克思理论；三是把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的优秀文化之中。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然而，党的领导人认识到，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思想武器，并不意味着就能自然而然地解决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点，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之所以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源于中国革命进程中正反两个方面的实践经验和科学总结。在第一、二次国人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经历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应用于中国实际，创建工农红军，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工农政府，实行了工农武装割据，连续击退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在国民党统治区，也在艰苦条件下，发展了党和其它革命组织，展开了群众革命斗争。这一切都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但这一时期，由于党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还不够自觉，特别是由于1931年全面开始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使中国苦命遭受挫折。遵义会议以后，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开始从理论上系统的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为中国革命提供合乎实际的完整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
经过延安整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成为全党共识。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党的七大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理论上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党的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总纲中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和一个重大理论成思，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着特殊的国情，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形势下，不仅革命 条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一样，国家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也不相同；在新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革，也不同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要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恩格斯 曾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发挥指导作用，就必须将其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又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2.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主要由五个阶段构成，即：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根 本问题进行研究，并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主题进行了科学回答，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之道。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的创新。三、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的核心为主题，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议，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四、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向前推进，提出树立科学发展同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两大战略思想。五、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党中央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进程，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
党在幼年时期，由于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都不足，对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不甚了解，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使中国革命走了一些弯路，出现了严重的曲折。遵义会议以后，党的理论和实践逐步走上了正确的轨道。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 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第一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顺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经验的基础上，初步回答了“什 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基本的理论问题，逐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国内外形势和党的历史方位的新变化，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关系到中国未来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深化了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继续推进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虽然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历史任务，具有不同的具体内容，但在基本精神上都是一致的，都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是它们的基本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

2.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一题，在李新泰所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亲成果》一书中，以《胡锦涛同志生要论述学习辑要》内容为基地，根据十七大精神，在理论上加以修改、充实和提升。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总结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加强干部作风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等方面进行了论证。
此外，习近平同志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该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作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正如《人民日报》2018年5月18日所刊登的文章所写，该最新成果有着“时代课程最新，理论体系最新和理论境界最新”的特点：
“时代课题最新。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在不同发展阶段又具有不同理论内涵和呈现形式。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我们党不断探索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各项事业发展给我们党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于我国发展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方位，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诸多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对我们党来说，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没有现成的答案，而是需要在开创性实践的基础上进行艰辛的实践探索和科学的理论概括，不断谱写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在系统而深入地回答重大时代课题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入发展，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理论体系最新。习近平同志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思想也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其核心要义是“八个明确”，基本方略是“十四条坚持”。它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内容涵盖了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各领域。这一理论体系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实践性和原创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鲜活的组成部分。
理论境界最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比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强调牢固树立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强调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科学统筹；强调既注重总体谋划、又要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等等。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强调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等等。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等等。这些理论上的重大突破、重大创新、重大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建党学说的发展作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开辟了党治国理政新境界，开辟了管党治党新境界。”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理论的早期传播到今天，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融入、发展和升华。马克思主义，自十九世纪末由先进分子、国民党人士和以地主阶级精英、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代表的知识精英通过翻译专业文献、报刊等传入中国，到融入到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中，融入到建设新中国的方针中，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完善社会主义结构的理论中发展，以及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升华；马克思主义从进入中国到今天，在中国社会每个发展阶段、每个环节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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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山东人民出版社，2018-05-01。
高英，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述，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习近平，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新华网，2010-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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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ibido el 26 de noviembre de 2018. Aceptado el 7 diciembre de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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